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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岁月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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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在深圳，我一呆就是五年，五年的时间很长，却似乎又在转瞬之间，个人经历的苦辣甜酸都如过眼烟云，周围的社会生活却常常让人感慨万千。 白坭坑是我初来时的落脚点，也是我现在处身立所的地方，我所在的莲塘小区是一片花园别墅式的楼群，而我初来乍到之时，这里却还是一片杂草从生的泽国，与莲塘毗邻的横东岭工业区，也在短短四五年间由三五家小厂发展至三十余家近万人的工业园区的，由白坭坑的莲塘我常可以联想到罗湖的莲塘，那里正聚集着数十家建筑工地，密植似的生长着一片高楼群，这是深圳速度，而深圳还有多少这样成规模速长的工程和工地呢？整个珠三角呢？这不断孕殖的繁华里隐藏着多少的梦和希冀？也包含着几多人生的苍桑和辛酸！ 生活日新月异，多少共处的同事、朋友，多少上司和亲友匆匆来匆匆去。新旧交织的面孔构筑着都市的生活图画，也留下一个个梦的传奇和亲情故事。有人说深圳是移民的城市，也有人说都市只截取人生最美丽的花季，但即使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没有刻留永久的印记，但最少在我们的记忆里，多少历历往事，多少熟悉音容总挥之不去，欲忘不能，深深铸进了岁月的年轮。 “跑不动”是我初下南方接触到的第一位上司，也是我人生历程熟悉的一位女强人，当然这也许仅是我个人的认为。“跑不动”的真名叫孟贤琴，是一位川籍女子，她至今仍在我初识她时她所在的那家玩具厂包装车间做主管，我所敬佩她的并不是她的聪明和精干，但我无法不折服于她十多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坚守生产第一线的艰苦敬业精神，“跑不动”在那家玩具厂如今已届十四个年头，而她初进那家玩具厂时还只是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十七岁女孩，在那家每日工作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一年中得不到三五个假日的玩具厂里，她一直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接送一批批的新员工，送走一个个老工人，她和所有的工人打成一片，她能做出厂里数百种产品的样板，能会说南北十多种方言，几乎每一位进厂的员工老有过与她近距离的切心交谈。按她的话说，她是那里做不匀（过来）就在那里做帮手，当然还不能忽略生产的按排，她每天第一个进车间，因为她带有车间门的钥匙，她每天最后一个离开车间，因为她要检查卫生和门窗的关闭，负责车间的安全。她的眼泪她的笑容可以让任何一个员工看得见，她的坚韧和毅力伴随她的整个打工历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跑不动”也算是一个打工成功的典范，但她的所有和所得都是依靠她的勤劳和毅力所取得，相对而言，一些才智兼备的打工朋友的成功相对她来说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朋友依靠自己的智能和技术，积薄而厚发，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在块热土上树写出一首首豪壮的人生之歌。 我在一家眼镜厂做工时，我的一位上司已做到一个千人企业的生产经理之位，但他却仍不满足现状，而是辞职开办了一家属于他个人的眼镜制品加工厂，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效益，但我了解他的底细，知道他在来深圳打工之前还是一名教师，来这里一时找不到工作就进了这家眼镜厂做打磨工，后来又转到板房，再做了一段助手，然后从主管一直做到生产经理。 还有一名湖南的朋友，初来时在其姐的介说下进入不定一家宝石厂做仓管，那是许多人羡慕的职业，他却只做了三个月就辞职进入了太平洋公司做寿险，他说他需要一种竞争性比较强且富有挑战性的职业，前段偶尔相聚，他说他已有近二十万元的资产，并且说他再跑半年后计划回家乡办一家制药厂。 但对于大多数夜以继日在流水线和作业台上加班赶货的普通工薪族来说，平平安安，每年能有三五千元的汇款寄回给远方的家中就足以自慰了，而这点愿望，也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实现的。 在新田的一家两三百人的五金厂里，九四年一年中就有十一名员工在工作时被冲床压断了手指，这里面不仅仅是操作的失误和用心的问题，更有机器设备的故障，然他们几乎相同的命运就是每人两千余元的经济补偿和被炒出厂的现实，青春是如此的无奈，生命是如此的鄙贱，我们无力去统计多少鲜活的生命在机器的轰鸣中遭受摧残，多少的人生在不良管理中被迫改变，我们看到的是流血和不幸的命运； 九五年青湖胜利厂的一场大火，二十余打工者葬身火海，死难者中我的老乡居说就有七人，他们无法逃亡的原因是简陋的木板隔离房间，是窄小的空间和单一的出口。是天灾？是人祸？在火险发生之前，谁曾关心过他们的住房？他们来南方，谁未曾有过一个美丽的梦想？而深圳有许多漂亮的工业厂房也只是表象，工人的生活条件与公司的辉煌竟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生活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度，不断完善的法制让普通的百姓由希冀到欣然，但常常更多是失望。劳动法出台前夕，我所在的一家玩具厂就制定了许多相应的措辞，包括加班工时的缩减，工资制度的增加，福利制度的建全，管理措施的合法化和完善等一应俱全，但这只是一种对策，一纸空文，至劳动法颁布后三年多， 这个厂的管理方式仍一如继往，通宵的加班，常期的扣押拖欠工资，伙食差且不足份量等未做丝毫改变，直至一湖北十四岁女孩因无法忍受饥饿而跳水，工厂此后不久即搬离深圳。 还有一家玩具厂，也是我的亲历，该厂数百人的车间无任何消防设施，建楼时根本就未设置消防栓，竟也运做了近两年，后来因区内火灾引起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组织检查，该厂因严重违规被处以停水停电停业整顿，然检查团离去不足半个钟，车间又重新亮起，机器又恢复轰鸣，只因为写字楼的某小姐其舅父就在镇政府某部门工作。这是法与私的较量，而这关系着多少生命的命脉。 我认识一位毕业于黄岗师范的杨姓朋友，其曾在一家塑胶企业有过一份不错的差事，但后来落迫了，竟连回家的路费都无法筹到，赖在老乡的租房里饥一顿饱一顿的混日子，一日一日的找不到事做，恰逢那时我也没事做，两人就一起穿铁路，翻山头，在横岗、布吉、平湖及观澜之间的一些厂区逡巡，时时还要提防治安的盘查，晚上回来无事时也常就个人爱好聊一些关于文学写作类的话题，从意识流、蒙太奇到通感和思维酿造等，他都可以谈得头头是道，那时候他甚至提议同我一起创作一部关于打工题材的小说，但此后不久的一个夜晚他却带了另外两个朋友邀我喝酒，一瓶小南竹，两包榨菜，他们商讨的是一个惊人的计划，他们不容许我插嘴，同时也威胁我不能走露任何消息，就在那个夜晚，他们带着用报纸卷裹的钢管走上了打劫的道路，那位姓杨的朋友一再叮嘱说他得手了会立即接济我，但此后我就再一直未见到他，直至今天，每想起他，我总觉莫名的心痛。 流浪到有家难归是一种无奈，打工到有家难回，是一种不幸，我亲见过好多朋友老乡是家人汇款做路费或直接来人接回的，他们有的有上千元的工资押在厂里结不出也辞不了工，有的因疾病缠身或水土不服无法工作，有一名老乡竟是休息是从床架上摔下来摔伤的，这应与厂方的住宿设施有关，厂方却根本不愿负任何责任，他不得不向家中求助回家的路费。 凤岗一家体育器材厂的老板就更绝，一位因湿疹多处溃烂的老乡无法工作去向老板请假，老板很干脆的说：“脚烂了又怎么样，断了也不能请假，这个班你不干活就给我站在这里，我让你站在这里也要站下来。”这样的事并非个例，如果举证起来，会是举不胜数。许多未亲历的朋友也许会说，没了王法了，我们为什么不去投诉？有人甚至会说，打工仔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主要是因为他们素质太差， 不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其实谁不想申张正义，谁不想保护自己，但说起投诉，又谈何容易？这些事我本人就做过许多，为许多老乡的打工纠纷我都亲自奔波过，电话一个个打，材料一份份写，劳务管理部门也去过许多次，但成功率太低了，从市劳动局、区劳动区、镇劳动管理站，一级一级，能解决问题的也许就在你身边的小区劳务工作办工室，调解的结果多少会令人满意？当然许多是在进厂之初一纸不平等合同已把你套牢，而许多打工者面对僧多粥少的求职现场，都是饥不择食，一个普工谁可同公司或工厂有讨价还价的能力，有时在投诉过程中，常常维护个人权益倒会变成无理取闹，甚至引来报复或治安收容。 提起南方的治安，一个个数百万的移民的新城能歌舞升平其实也真不容易，许多的街市小区，十字路口，我们随时都可能看到执勤联防队员的身影，但对每一个外来的打工人来说，这些绿色的迷彩服却并不是平安的护身符，而是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征象。我所打工的小区，治安环境相对其它地方还算宽松，但如果你初来乍到，就必须花每天三元的报户费去治安队注册，当然你若准备好了一百元罚款，在没有暂住证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毫无顾忌的去睡草坪，如果再无计生证明，你就至少需准备四百元，而且这些钱也只能保你一天，我见过一个陕西男孩，一年中就被治安队因暂住证问题收容过五次，最后还是由亲友邦忙给他办了暂住证，然后来他却因围观别人打架被遣送到某地做了三个月工。 与那个陕西男孩相比，我的另一位老乡的遭遇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那位老乡来深圳时好久进不了厂，东躲西藏，好容易进了一家五金塑胶厂，刚干了几个月还清了外债，他的弟弟却忽然间在没有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带了六个老乡前来投靠他，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找一个人的工作尚且困难，一下子面对六个人的吃住又怎不令他头痛，他硬着头皮请假跑了一天租房安置好他们的吃住，并一次性给每个人报了五天的户口，但后来他们成群结队的一起去找厂还是被治安队抓走了，并一直被遣送止樟木头，这个老乡得知后气得是欲哭无泪，欲泣无声，他东奔西跑，好容易凑了两千多元钱请假同我去樟木头把他们从收容所里赎出来，他弟弟却木讷的望了他一阵，怯懦的对他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赎出来！”老乡没说一句话，他铁青着脸一甩手恨恨的给了他弟弟两个耳光，他弟弟的脸瞬间就红肿起来，但他弟弟仍带着哭腔道：“我只是说我们被收容三个月就可以回家了，赎我们出来是要花好多钱。”看着那未尽的稚气和满眼的泪花，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这情景使我一下子想起了《读者》杂志转载的某台湾作家一篇作品，那篇文章中，一位黑人母亲因坐车受辱将所有的愤懑积于掌心甩在自己孩子的脸上。 花两千多元赎七个人值不值？我也曾这么想，七个人那，前程未卜，他们会不会顺利进厂，他们还会不会被抓？他们中其中的一位告诉我，他家中前一年种的五亩烤烟只缴了二百多元，还不足肥料和地膜的资本，他说他来打工的车资都是借的钱。 中国的博大和经济的多元化铸就了很大的地区差异，而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的变革把打工的使命交于我们这一代人，象上一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样，我们不仅是顺应历史的潮流，更有许多的无奈，我们需要释放能量的天地和生存的空间。 家乡的青年人许多都出外打工了，但很少有荒芜的田地，许多已过花甲的老人们仍带着孙子扛着锄头茫然的望着效益恒久不变的麦田，不知道他们“下岗”的归期。而川北的一位朋友却告诉我，他们那地方却已几近荒芜，他说他们一家都在外打工，他已八年没回过家乡了，听说村里已没几户人了，有的也只是老人和小孩，许多老人也流浪在外。他说其实他们那地方也挺不错，许多物产都不缺的，只是路不好，下了公共车到家还要走近一天时间，我茫然了，我家乡的路也不好，一条柏油路二十多年了，倒愈来愈差，沆沆洼洼的没人修。对于一些发达地区错综复杂的高速公路我并不为奇，但有一次我去登山时发现一条通向山顶的道路竟是通向一坐孤立的墓，看着墓院颇气派的水泥建筑，我不禁愕然了，为什么深圳死人的路比故乡活人的路还宽。 天南海北下珠江，许多人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我本人来深圳前就曾有过“哥尔密斯再渡重洋”时的梦想和希冀，为了赚取路费，我曾在西安效县的果园和农庄里做了近一个月的小工，风餐露宿的艰辛，被中巴反复转卖“猪仔”的无奈，黑职介的诈骗治安的收容，我几乎一样都没躲得过，但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如今每看到街头肩扛大包小包的新到着，草坪衣冠不整的休息着，招工栏前的争挤排队着……我就会想，在打工的行列中，我只是最平凡的一个，也许我的机遇比他们中的许多人要好的多，不是说：“命运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众”么？ 出门难，打工难，回家更难，不说无钱回家，就即使辛辛苦苦赚到了几个钱，回家仍是一件难以轻松的事情，“想起家乡流泪，欲回家乡怯步”，这种心情不仅是要面对长途的爬涉，亲情的礼仪，更有旅途莫测的艰险和人生下一步的思考。 去年春节前，老乡小丽同另外四名女孩提前预订了一辆长途大巴的车票准备回家，不料后来因车主间的不正当竞争，那部车被人砸了玻璃，破了轮胎而取消了行程，她们不得不高价订票改坐火车回家，可春节后我方从返深的另一女孩口中得知，小丽春节前并未回家，原来火车到西安后，她们出站已很晚上，几个女孩子行李都不少，遇上拉客的车夫几面生拉硬抢，把小莉的一个手提皮箱给弄丢了，那里面有她仅有的一千一百元钱现金，小丽一下子心情坏透了，彻底没有回家的念头，小丽拒绝接受其它人的帮助，她哭泣着送其它老乡上车，自己则找到了在西安打工的一位表兄，凑春节各行业人事变动的机会，第三天就进了一家小吃馆做服务员开始了新的打工，也许只有她自己才明白，她积聚了许久的那句“妈，我回来了”在去年春节时化做了多少泪水。 深圳不仅是我人生的驿站，更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虽然许多的伤情，许多的失落在我的周活中逶迤而过，但这里毕竟是一块热土，一块充满希望的土地，说起打工，许多的话题都是深圳，只因为我对这里最熟悉，我曾流浪过许多地方，尽管深圳不如人意，但对打工说来，我仍觉深圳是最好的。只我希望明天的深圳更宽容，明天的深圳更美好！ （注：本文写于一九九八年秋，偶而翻阅，仍感慨万千，虽然短短几载时光流失，深圳的打工环境与法制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文中牵涉到的人和事却都历历在目，令人无法把记忆和历史弃之于思想世界的外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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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录日期:2005-9-25 11:43: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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